作者｜内藤湖南（1866—1934）
曾任大阪朝日新闻记者，多次游历中国。后历任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教授、京都帝国大学名誉教授、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评议员、帝国学士院会员，文学博士。为日本“支那学”开山祖、东洋史学创始人之一，研究领域博大，涉及中国上古、中古、近世史通论及文化史、史学史、美术史等。
汉口归来，滞留上海仅四日。其间，与罗叔韫振玉讨论金石，与张菊生元济、刘氏学询谈论时务，乃成此行最后之佳兴。张氏乃戊戌政变以前，与康南海等同为湘抚陈宝箴等所保荐之五人才之一。时年三十三岁，浙江秀水县（即嘉兴府治）人氏，白皙美好之大丈夫也。在北京时，尝创办通艺学堂，引导后进。颇通英文，盖亦江浙间之才俊矣。与其所谈如下：张：先生此行，由苏杭至武昌，共勾留几旬？途中起居，安好否？我：弟苏杭之游，勾留二礼拜。武昌、金陵之游，勾留二旬。观南中民物蕃盛，与京畿夐然不侔，窃以为将来甚有希望。如此江山，乃使他人放言为彼之势力范围，我以为乃贵国士大夫之耻，不知先生以为如何？张：国事至此，夫复何言？！先生曾上北方之长安乎？何匆匆言归，而不作北地之游耶？我：若为秦、蜀之游，当须半岁。今时迫近岁杪，归心方急，只得将之留待他日矣。意想关中民物，已不复昔日之盛，其地力、人才，亦无能如江南者。近日如康南海，乃倡一度迁都关中之说，甚为弟所不解，不知高见如何？
张元济（1867年10月25日—1959年8月14日），号菊生，浙江海盐人。出生于名门望族，书香世家。清末中进士，入翰林院任庶吉士，后在总理事务衙门任章京。1902年，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、经理、监理、董事长等职。1949年后，担任上海文史馆馆长，继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。著有《校史随笔》等。1959年8月14日在上海逝世。
张：关中王气已尽，迁都之议，中朝士夫，亦有言之者则不过为暂避外人锋锐之计耳。康南海近时亦作斯言，且不说此事之无法实行，即欲行之，京都百万旗民安土重迁，亦必出而阻挠，而将来宗社之重地，必终至落入俄人之手矣。我：忸古难移，乃贵邦在朝之大弊。迁都之议，暂且不论。以弟之见，以东南十省之力，养其余诸省及塞外荒远之地，贵国财政之捉襟见肘，意想此亦为一大原因也。若以东南之殷富，为自卫之计，财足兵精，数年可成。此形势之谈。若夫人才养成之说，固然有较此更为急迫者在焉。张：南方各省，为自卫之计，此自大有可为。然如今人才，孰能成此大业？其有权者，非特不敢为，且不敢知。知之而敢为者，又一无凭借。草泽奸雄，虽无处蔑有，然皆犷悍无识之流，又安能支撑此东南半壁？且南方民物富庶，财力似尚有余，而民智遏塞，与北方无异以此自卫，恐亦难也。先生游苏杭、溯长江而达武昌，内地民风，亦略见一二，岂能足以自立哉？悲夫！我：贵邦地广民庶，弟窃观其士人，亦自有大国规度，惟忸古之弊，遽难改易耳。泰西新政，即今日行之，恐未享其利，而其弊亦已随之而至矣。陶铸士风，致清廉勤敏能如泰西人者，此绝非朝夕之谈所可解决之事。闻先生方从事于培育精英，人才养成当以学校为先，士风陶铸，尤当以生员在校舍之日力行之。南洋公学生员规制，未知能得闻其一斑否？张：高论极佩。弊国前四十余年，即已有变法之说，所效法于西人者，其事亦复不少，然成效茫然。且今之所谓洋务人才，亦仅知其皮毛而不能得其神髓，则不揣其本而仅得其末矣，此所以不能以人才培养为先也。我从事于南洋公学，专理译书事务，至生徒、学术，别有何梅生君嗣焜为之督导。学期大约八年。普通政治学略备，现仅有二年程度，规模尚未确定。我当取其章程一份寄呈，可请先生指教。我：洋务人才多轻佻儇薄，敝邦十年前亦复如是。专敏于语言，读书而不能会绎其意。意想数年之后，贵邦亦将有潜思发明之人出。如严又陵《天演论》，盖为其先声矣。贵邦人士，义理精透，未知能多得喜读此类书籍者否？张：《天演论》一书，自是弊国数十年译书中最善之书，喜读者亦不乏其人。然号为求新者流，亦有以为荒诞者，则由于智识未启使然也。先生在武汉时，曾见何人？我：两度前往农务局拜访汪君凤瀛，均未遇，其余则无所见。若张尚书，久欲一谒，然闻其礼数繁重，遂未求见也。弟在武昌，窃察张尚书之事业，其事固伟，然皆“其人亡则其政息”之类，无一能使后人继而成之者。此虽限于其时势，而张尚书之为人，或许亦过于好大喜功，虽为创业之才，终非守成之器也。张：其人好名，而又不受善言，宜其事业无所成就矣。先生言人亡政息，当为不刊之论。亦曾读其《劝学篇》乎？我：《劝学篇》文字老成，然其议论，则于泰西事情，有一知半解、贻笑于识者处。何君启《书后》虽攻之过于刻薄，然其切当处，则有张尚书难以置辩者矣。且何君泰西学术深邃精博，盖非张尚书之流所可比拟也。闻何君尚有《康说书后》、《新政安行》等著述，未知已印行否？张：《康说书后》等书，前也闻有此名，然上海无能觅购，当求之香港。坊间有《翼教丛编》，未知先生曾见之否？康南海，先生以为其人如何？我：康南海曾于东京见之。其人才力有余而识量不足，少有沉着持重之态，志欲共济一世，而必以学义异同，喜自我标榜及与人辩驳，故而其事易鲁莽灭裂。大凡成就事功之人，必以在学义上执持偏见为大忌，此其自限势力，最不相宜之做法也。鄙见如此。（张曰：甚佩此论。）《翼教丛编》，大抵以学义辩驳为主。守旧之人，不知南海之志者，亦自然一至于此，即或知其志者，亦以此为便而攻讦伊耳。张：康之为人，欲以所学范围众人，转而授人以瑕隙，致生意外之衅，此正先生所言。且彼去年八月初六后，犹复偷生于人世，殊不可解。不知彼之事业，至彼时已尽，自此以后，皆为蛇足而已。梁启超近日在贵国，设立《清议报》，哓哓自辩，其事关系至大，断非局中人所能置议者，且不知以何断其是非，徒使外人见其意躁识疏，此亦当为新党所愧憾者也。我：梁亦见过一面。梁在上海时，所论著有恃才自炫之风。东渡后，颇自抑损。然在敝邦，习见其人士近日躁急之风，仿而效之，且其太过自我辩疏，其攻讦西太后，动辄语涉猥琐。（张此处附言：此非士大夫所宜言者。）适见其为人之低鄙，故为弟所不取。敝邦维新，已逾三十年，士人亦渐惯久安，弊病百出，故游敝邦者，若非择其人而交往之，则将独受其弊而不得分享其利也。张：尊论佩服之极。有一名王照者，不知先生曾见之否？我：曾得一见。盖木讷倔强之人，才气甚短而禀性率直，非能担当大事之人。此等人同陷祸难，实康南海等招摇太甚所致。我：前两月，寓日本报馆员桂湖村处，未审近状如何。王君望乡之心甚切，与东渡诸友多有违隙，殆欲发狂云。其情至可愍也。张：其人夙昔即有此病。闻此数人，前尝得以托庇于大隈伯(1)，未知今复如何？张：畅谈大教，欣佩无已。先生明日即启程，未获畅叙，是为恨事。谨口占一绝，以为先生送行：与罗叔韫之交谈，多为披览金石拓本，此一句，彼一句，相互应酬，语多零碎，故难以记述。罗以其所著《面城精舍杂文》甲乙篇、《读碑小笺》、《存拙斋札》及《眼学偶得》数种相赠，我则以《近世文学史论》报之。另赠彼携来之钤延历敕定印右军草书，法隆寺金堂释迦佛及药师佛光焰背铭，二天造像记、药师寺塔檫铭、佛足石赞碑、神护寺钟铭诸拓本，风信状、小野道风国字帖等，罗则报以秦瓦量、汉戴母墓画像、汉周公辅成王画像、北齐张氏白玉像、唐张希古墓志与高延福墓志、南汉马氏买地券、晋永康砖及无年号砖、宋元嘉甄等拓本。盖此等诸本，虽文字非尽精善，然皆藏弆于人家，非市肆间所能购求者云。其评药师寺塔檫铭，谓：此极似六朝人书法，文也极为尔雅。因我语及右军草书，世间有褚遂良临摹本之说，罗谓：登善所摹写，此说殆不诬矣。又评日下部鸣鹤翁之字，谓：无北人毡裘之气，甚佳。评我受人之托携来之多田亲爱翁之字，谓：似钟绍京。罗问我喜好何种字样？我答以近人啧啧皆称六朝，然其佳者，殆可望而不可即，若刻划太过，反失古法；独唐人书法，敝邦尚多真迹可寻，书家亦有传其笔法者，此尚可学也。宋人多不循古法，故多不足为据，而元人往往有佳者。罗谓：元代皆吴兴一派，虞揭诸君文字自佳耳。我问以谁为现今书法名家？罗答曰：现在不甚多，江标、张謇、陶浚宣、高邕、杨守敬、梁鼎芬，皆近人中之彰显者。我问：翁同龢如何？答曰：固是老宿，然书多偃侧，故不为世人所重。我询以京中人频频称说徐郙，然不见其有殊胜处。罗答以此乃馆阁书，故翰林中人称扬之耳。其余所谈尚多，今皆无从记忆矣。附记一笔：右军草书拓本，在天津时亦曾赠严又陵，严谓似米南宫摹本。其后文芸阁亦以其笔锋新颖，作同样判断。盖米氏去古未远，其笔力亦非王著等所能伦比，与我邦延历敕定本相类，以其不失右军之遗意，兼而足证米字出诸褚登善之说，洵为可信也。闻据称携密旨出使吾邦之刘学询，由北京归来，正在上海，遂偕东亚同文会之井上雅二氏访之。刘之家产，据中国人言，约为七百万两，并称其资产悉数存入外国银行，一文不投中国事业。其邸宅位于有大马路出入之郊外闲静之地，西洋式高厦，正在修缮。所谈者，我等因未留稿，已大多归于遗忘。其使命趣旨，乃希望经济上达成日清两国之联合，此事系经西太后允准所发起者，故虽劾奏者前后群起而攻之，所幸两宫明察，得以免受其祸云。又谓驻日李星使为其周旋于日本外务省，待其归后，即向朝廷参奏弹劾，是其碍难理解者。彼谓其首要目的为开设日清银行，并进而涉及矿山、铁路诸事业。其使命之终告失败，自不待言，只须看其希望之事业一无结果，便可明白固无成效矣。我因略有疑问，遂询之以中国通商银行究系何种性质，岂盛宣怀氏之私有物乎？刘谓：此本如其名，乃为中国通商所设，创立之际，我等也曾专心尽力，被委以督办之职，然其后终被算作盛氏银行，与当初目的大相径庭，故我已辞去其职，今已与之无有关系矣。言语中，颇带不满于盛氏之意。想来当可推知，彼此次之使命，亦有针对盛氏，在吾邦预作布置之意。我又询及庆王与荣中堂不相善之传闻，未知虚实如何？彼答曰：庆王就此次使命等虽亦颇尽力，并瞻望于文明之输入，然其势孤立，行动难以如愿实施。如此，则刘氏虽未明言庆王与荣禄不善，然其事实必当有之。可知荣禄引盛宣怀、袁世凯等参与其议之风闻，并非全为讹传。刘极推赏李鸿章为人，谓张之洞顾虑名声，优柔寡断，李则无有此弊。并谓外间传闻李力主与俄结交之议，纯系讹传，东洋百年大计，方是李所深忧者，似暗中辩疏李并无敌视日本之意。此时正值刘受命派往张之洞处委用之际，故我又询以果赴武昌乎？答曰：当于来月前往。然其后终未赴武昌，并乘李鸿章被任命署理两广总督之际，随行前往广东。其中缘由，则与在此所谈者若合符节。与刘氏之笔谈，前后约为一个半小时，虽多有含糊其辞、未及明言处，然据其语气，清廷内外之情况，有关其所负使命之廷议及刘之意愿，得以粗寻径路，于我极为有利。刘相貌锐敏严谨，无丝毫骄矜之处，稍显卑微，则可谓与其出身地位相对应。惟其使命不见成效，亦未另获惩罚，所谓密旨中确不存在攻守同盟之重大嫌疑，又其失败，乃同行之庆宽、姚文藻等互起冲突所致，因之亦未见有甚大过失之故也。然而，刘氏意欲凭借日本之信任，在财界长袖善舞之夙愿终归水泡，徒为因缘关节，空费数十万金，亦诚为遗憾之事。与汪穰乡康年亦会面两三次，竟无暇谈论时务，至为遗憾。二十五日，搭乘邮船会社西京丸，就归路。二十六日，竟日北风极劲，我之船舱在甲板之上，正对北风，激浪屡屡扑窗，船上侍者过此，皆穿长靴往来。我不堪船况，遂打卧床上，以读书勉忘其苦。二十七日清早，船抵长崎。二十八日抵门司，于此购得《大阪朝日新闻》，上载老友长泽别天(2)二十二日逝世，及吉村瞻南吊唁文。别天今春患罹肺病，其后未见好转，此行出发前，往《东京朝日新闻》访之时，曾以稍显欣快之色谓我：此一二日当去松岛、中尊寺一游，不得为君送行矣。我犹担忧其体候，从神户写信，反复劝慰其勿为俗冗挂心，当以专事保摄为宜，然心下依然不踏实。在上海，亦与田冈、藤田与小田切领事等言及，既已有过从台湾归去为吕泣送丧之不祥前例，总觉得放心不下。又孰料，就在与小田切领事交谈之时，别天竟已不在此世矣。别天在冈山时，尝为我所著《诸葛武侯》一书作序云：四月某日，友人内藤湖南将入台湾，并因而游历中国。其从东京出发，来浪华，余急行东上，相逢于城外客舍，举大杯麦酒，痛饮快谈，目旷一世者二昼夜。月之十五日，湖南去往云烟缥缈之际。余西归再隐于朝日河畔之临江楼。二人于楠公祠前分手时，湖南嘱余曰：《诸葛武侯》即将上梓，《文学史论》已由吕泣为之序，《武侯》则子必不可不序之。（中略）湖南今在南方蛮荒之土，主持《台湾日报》，而或横渡黄河，或入边塞苦寒之地，或登昆仑，或洒泪定军山下，或听歌扬子江头，盖当为时已不远矣。若夫归来，激以远游感愤之情，着笔于东方大陆之事，岂非必当写出留传千秋之大作之日乎？其后，我自台湾归，在京岁余，始作此次之远游。虽足迹所及，不过六七省之一隅，不足以副吕泣、别天之所期望。夜半画灰，欲与知交纵谈形势者，亦岂为少也欤？不能起吕泣于九泉，而犹念别天，今又于途中闻其死讯，情何以堪！心忽忽不乐，飨食无味，虽执卷而无心展读。濑户内海一路风光，妩媚非不如旧日，然对之惟徒增寂寞之感。二十九日，船抵神户。未宿，径发，归京即奔别天之丧。面对其老萱堂，新寡妻，及嬉戏笑闹、不解忧为何物之幼儿，不禁垂下双泪。《禹域鸿爪记》至此搁笔。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注释：
(1)即大隈重信。大隈重信于幕府末期为激进尊王攘夷派之自由党。1898年曾与板垣退助联袂组阁，史称隈板内阁。1914年再度组阁，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对华提出“二十一条”要求。
(2)长泽别天（1868—1899），名说，别号半眼子、别天楼等。明治二十四年与内藤湖南、畑山吕泣等一同加入当时颇具影响力的文学结社政教社，参与过杂志《日本人》及《亚细亚》的编辑工作。著有弥尔顿评传《盲诗人》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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